“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中南大学，按血脉传承已走过114个春秋（1903年创立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算起）。它开创我国西医及其高等教育之先河（1906年创办湘雅医院，1914年创办湘雅医学院）；它引领新中国“有色金属”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1952年组建“矿冶学院” ）；它支撑新中国“轨道交通”的科教事业（1960年组建“铁道学院”）。一路走来，我们深深感悟到把研究带向市场，引领发明创造的无比威力。今天，正值中华民族“复兴”号奏响之际，中南大学列装“双一流”建设方阵，迈向世界一流大学之林。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然的逻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须，同时也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走向不可逆转的科学技术教育新时代的新坐标。这就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方位，新方位呼唤新动力。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它就是我们“双一流”建设方略的逻辑起点和逻辑指针，为此，就加快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动力转换，我们提出“着力发明创造，坚守创新文化定力；着力知行合一，坚持内涵发展道路；着力立德树人，坚定伟大复兴梦想”的“双一流”建设方略。　　

　　2005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急需破解的一道艰深命题，我们的大学为什么要培养发明创造型人才？怎样培养发明创造型人才？

　　1. 敬畏发明创造，塑造创新素质。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均来自于发明创造。文明是人类创新思考的结果，创新思考是人类的心理过程。创新的心理过程需要有创新的环境，没有创新的环境就没有创新的思考。没有创新的思考就更没有创新的行为，没有创新的行为也就没有现代文明。现代中国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创新的社会环境，阔步走出一条创新型国家之路。中国人心理素质的塑造，首先应该好好的敬畏“发明创造”这一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敬畏，既不能出于惧怕，更不能出于利益，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才是创新心理素质塑造的根本。

　　除“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塑造创新心理素质以外，更需要倡导一种伟大的“企业家”精神，同时，还需要彻底破除我国传统文化中“以成败论英雄”等不利于创新的观念。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肖克利，他发明了晶体管，却没能创造出晶体管。他为了把发明变为产品，1955年创办转化公司、1968年转化公司关闭，成为硅谷的匆匆过客。可他为硅谷播下了改变整个世界的火种并成为“真正点燃硅谷之火的第一公民”而获得全世界无限的尊敬。

　　2.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挖掘创新内涵。堪称“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指能够培养出改变世界、引领文明的创新型人才。1936年，美国加州理工研究生马林纳等发起成立火箭俱乐部（钱学森加入）。1944年，学校正式成立起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期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是身兼三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航空系教授、喷射工程公司顾问。从此，JPL成为无人星际探索的先锋。20世纪50年代，JPL正式纳入美国宇航局，成为人类深空探测领域顶尖的研究机构。从火箭技术发展到今天的航天技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一个先导型新兴产业——航天产业。这就是成就世界一流大学的加州理工。

　　马林纳等学生发起成立火箭俱乐部，应该是个学生自发的事件。中国智慧中有句经典的话“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能不能放弃对教师的“年年考”、对学生的“门门考”这一“生产力”和“记忆力”的办学思路，放弃人人作为被规定、被证明、被定义、被支配的对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模式？只要给予大学里的师生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创新文化的引领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就会如潮水般不断涌现。我们就会感受到设定“教学相长，兴趣引领”这一目标并为之奋斗而带来“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无限生机。

　　3. 把握创新文化内涵，坚守创新文化定力。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或组织）在愉悦感或认同感之下所产生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某种文化一旦被普遍确立，它对人们某种行为的影响将呈指数倍增的绩效。狭义“文化”专注于精神生产有关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

　　创新文化就是基于发明创造以创新为宗旨的观念文化及其制度文化。创新宗旨是贯穿创新全过程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从宗教文化到学术文化再到创新文化的逻辑演绎。人类文明进程已经证明，只有处在成熟的创新文化情景下，我们大学里的市场导向和创新导向就会更加显著，也就能带来更高的创新绩效。这就是创新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强大定力。遵照牛顿力学原理中描述的力的“方向、大小、作用点”三要素，创新文化“定力”的“方向”就是科学精神，“大小”就是开放包容，“作用点”就是以人为本。

　　创新文化定力的科学精神，就是“求真务实、谦逊进取”的精神，是把握创新行为的指针；创新文化定力的开放包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容，是决定创新能量的强度；创新文化定力的以人为本，就是“人格尊严、人生价值”的奠定，是释放创新潜能的支点。只有着力发明创造，坚守创新文化定力，我们的文化空间才能从“学而优则仕”以包容的姿态走向“学而优则创”和“创而优则商”的广袤空间，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宏大的动力之源。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是梁启超先生对我国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注解，即，真知识非实地经验之后是无从得着的。今天，“发明创造”就是现代高等教育走向科学技术教育新时代的“知行合一”，也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深刻内涵。

　　1.“知行合一智慧”引领内涵发展的大学革命。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Gordon J. MacDonald，2000年在我国上海“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演讲中指出：“仅有新知识尚不足以达到重要的经济或社会目标……传统大学的这种学术组织采用一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来评估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推荐资助研究者和研究项目，市场作用在这里微不足道。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和‘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的大学‘学术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安全科研和‘从众’行为蔚然成风，包括从事没有风险的科学研究、鼓励科学家的‘从众’行为等等，难以看到‘创新’应有的勃勃生机”。这是17年前美国学者拿中国智慧的“知行合一”反过来给予我们的启示。

　　“手脑并用”的MIT。今天，拥有1万名学生、1000个教授，这1000个教授里面有17%是美国的三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有75位。这里看到的是MIT在原始创新上的贡献。同时，MIT人创建并至今仍活跃着的公司有3万多家，年创造的财富达2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10大经济体！这就是把研究带向市场引领发明创造的现代一流大学的典范。

　　“将大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通过衍生公司转化为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直接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20世纪发生在美国从研究型教育转型到创业型教育内涵发展的大学革命。

　　2.“创新型国家之路”点燃内涵发展的大学思考。至今，一直困惑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国科教事业的首要问题是：“缺乏科教界对于科教投入的效率和回报的承诺”，具体就是“科教界需要经费，纳税人非常理解；科教界将经费变成论文和大学毕业生的水平，纳税人已经领教；科教界将经费变成生产力指标和人才质量指标的能力，一直让纳税人放心不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R&D和教育投入最大的国家。可是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就是：……，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年年都出一大堆成果、无数批人才。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56.2%的指标离创新型国家要求70％以上仍有较大距离。

　　当前，我们走创新型国家之路，迫切需要引导大学里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和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但我们评价的指挥棒却是发表的论文和专利。其实“论文和专利”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技术就绪水平”（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即距离货架产品还有多远，才是考量的目的，可是我们的评价一直没有抓住创新绩效的本质。既然暂时还抓不到其“本质”，那就让位给市场吧，尽量少去贴点“标签”！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重新审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已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当务之急！

　　3.“发明创造力”检验内涵发展的大学标准。中国古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教育，就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定力。当我们高等教育已走向不可逆转的科学技术教育新时代的今天，就不能主张“学而优则创、创而优则学”“创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创”的定力吗？看来，我们不但要敬畏现代“发明创造”，还更要敬畏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国智慧”，着力当前“双创行动”。

　　原本，论文（paper）是用来寻找商业机会的，专利（patent）是用来保护商业利益的，它们不是用来评价创新绩效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高等学校培养人才是要用来搞发明创造的，是需要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创造力标准，向能发明、能创造聚焦。今天，拿论文数、专利数、获奖数来评价大学学科的创新绩效或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指标，仍是一种粗放式的模式，虽然评价起来简单易行，可危害极大，它误导创新的本意，远离现代高等教育内涵。

　　只有“将大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通过衍生公司转化为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直接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模式，才能够坚持创造力标准，明晰“学而优则创、创而优则学”“创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创”这一“中国智慧”的创新文化内涵，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清晰的动力之的。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恒久的价值追求——民族精神。绵延五千年的精神长河，从那远古走来，一脉相承、一带扬弃、一路至今。这，就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中国定力、“复兴梦想”的强大动力。

　　1.准确把握“立德树人”的时代特征。立德树人，首先就是要立德，就是要建立起尊重自然规律、顺应人类社会规律、众人奉行的行为心灵准则。中华民族已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今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唯有着力好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着力好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唯有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激发全社会的发明创造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社会规律”众人奉行的新时代最高“立德”标准。

　　立德树人，着力就是要树人。新时代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就应该顺应新时代“立德”标准，坚守基于“发明创造”的创新文化定力去影响师生的创新意识及其行为，增强师生创新的自觉和自律，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益”。

　　2. 切实提高“复兴梦想”的历史站位。人类文明史上有着著名的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基于科学、哲学和宗教更生（Re-）的总称。它是“恢复人的本质、释放人的潜能”的人类划时代杰作，它催生了人类“三次工业革命”，造就出现代工业文明的速度和程度。它把中世纪欧洲的“传授型大学”（Impart University）带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这是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即实现从主要承担“教化社会”到主要承担“培养技能、改造社会”的职能转变，走到今天不可逆转的科学技术教育新时代。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就是再造文明（Re- create）的“民族复兴”。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沿袭“一脉相承、一带扬弃”这一民族精神的历史长河，立足“新时代”潮头，提高并坚定“学而优则创”“创而优则商”这一“复兴梦想”的历史站位，力行 “发明创造”的内涵发展，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坐标”。

　　3.着力构建“制度文化”的宏伟基石。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坚定复兴梦想，着力点就是坚守创新文化定力，建立“校德为规、师德为范”的制度文化，形成众人奉行的创新行为心灵准则。

　　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引擎”，需要每一个创新组织按照创新定力建立起一种动力机制来维持。这是“新时代”我国高等学校承担国家责任的具体体现。创新定力的“着力点”，就是以人为本，释放潜能。本来创新（Innovation）就源于经济学领域，所以，以人为本、释放潜能，就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及时识别贡献大小、形成差异激励。否则，必然导致一个组织长期“不识好歹”，这就会造成高端人才留不住、低端人手要常驻、中端人才靠不住，形成一种“亚责任基因链”。因此，我们高等学校立德树人的“校德为规”，既任重道远，又如坐针毡！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文化就是“师德为范”。师德是大学教师职业赋予的重要操守，是学生践行道德规范的鲜活坐标。今天，大学创新活动的主线就是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发明创造—教学相长—造就人才。因此，大学制度文化的指引，就应该把从侧重“争项目、拿资金、花经费”深度聚焦到着力“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6.2%提高到70%以上”这一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责任基点上来；就应该把从侧重“发论文、写专利、拿奖励”深度聚焦到着力“从全要素投入到产出生产力”这一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基点上来；就应该把从侧重“重课堂、重学分、重论文”深度聚焦到着力“从素质教育到创新精神再到能力造就”这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责任基点上来；就应该把从侧重“个人绩效、人才标签”深度聚焦到着力“教学相长以及团队合作”这一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责任基点上来。我们应该向社会公开承诺，重构起坚守创新文化定力“指标和方法”这一制度文化的宏伟基石。

　　只有着力立德树人，坚持伟大复兴梦想，我们的文化指针才能够真正转向“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益”，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宏大的动力之魂。“双一流”建设，吹响了打造世界顶尖学府的“冲锋号”。它是一场波澜壮阔、动力转换的深刻变革，它考验勇气，磨砺信念，衡量担当。在宏观管理上，我们企盼创新“绩效标准”、合理“资源配置”，在学校管理上，我们着力立德树人、担当使命，为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