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高等教育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期实施的又一个重点建设工程。众所周知，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据统计，1978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人数仅为856322人，毕业生人数为164581人，招生人数为401521人。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不仅是国泰民安、经济腾飞的时代，也是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到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748.61万人，在校生人数达到2695.84万人，毕业生704.18万人；另外，研究生招生66.71万人，其中，博士生招生7.73万人，硕士生招生58.98万人；在学研究生达到198.11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34.2万人，在学硕士生163.90万人；毕业研究生56.39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5.5万人，毕业硕士生50.89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上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即将迈入普及化时代，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国家第一大国。在前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是解决数量增长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质量上尽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不仅做到了，而且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在各类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不论是大学还是学科，即便在10年前我国都鲜有上榜者，时至今日，尽管与美英等高等教育传统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在40年积累的基础上，我国大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2018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我国（不含台港澳地区）有39所大学上榜，比上一年增加了6所，在全球百强排行榜上，我国有6所大学上榜，较上一年增加了2所。我国高等教育无疑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重点建设一批大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所不同。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1953年和1954年，中央先后确定了7所重点大学，1959年中共中央确定20所大学为重点大学，1960年又增加了44所，1963年又增加了3所。1978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重点大学的报告，确定了88所全国重点大学。从这几次重点大学建设的政策看，国家提出的重点大学建设计划主要是为了集中有限的政府财力，将一部分大学办得更好，提高其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比如，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指出：“1959年3月中央决定设置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是在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中，为了保证一部分学校能够培养较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干部和理论工作干部，更有力地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由于两年来高等学校大量增加，中央原定二十所重点高等学校的数量感到太少，为了更有力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支援新建高等学校的工作，中央决定再增加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全国重点底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各校之间要有适当分工；学校的发展规模不宜过大，应该加以控制；以便集中力量，迅速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由此可见，这时的视野主要还是在国内，即在全国高校中实施重点建设计划，提高部分大学的办学水平，重点大学建设战略不是基于国际比较而提出来的，建设重点大学并不着眼于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客观上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建设世界水平的大学。从重点建设战略的落实看，缺少明确而具体的建设措施。

　　自20世纪后期以来，高等教育发展逐步走上了正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高等教育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以往重点大学建设的基础上，国家先后分别实施了“211工程”和“985工程”，这两项工程不仅有了更宏大的视野，而且有了更富雄心壮志的愿景与目标。比如，1995年国家计委、教委、财政部印发的《“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指出，“211工程”的性质是一项跨世纪的战略工程，它的愿景是使我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上水平、上质量、促改革、增效益，它的主要目标是使一部分重点高等学校和一部分重点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学校和学科的先进水平。再如，1998年教育部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这充分说明，随着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有了新的内涵和追求。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开宗明义地指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表明“双一流”建设战略在重视部分大学建设的同时，更有了全局性的建设目标，即“双一流”建设既重视部分大学和学科的建设，又重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所以，开展“双一流”建设要有全局观，要从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出发，谋划建设路径和举措。列入“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大学和学科毕竟只是极少数，将中央和地方重点支持的大学加起来，总数也不超过全国高校的10%。显然，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只有高等教育宝塔塔尖的熠熠生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扎实牢固的塔基和坚实高耸的塔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双一流”建设只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不能忽视了“塔身”和“塔基”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塔尖有显著的象征意义，但如果没有前两者的支撑，塔尖的显示度将是十分有限的。在重视“双一流”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应当高度关注各级各类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实现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服务国家需要与尊崇自身规律是现代大学办学面临的一对基本矛盾，“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地应当解决好这一矛盾。现代大学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轴心组织，发挥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站作用，尤其是在高新科技革命时代，技术革新和产业转型发展越来越依赖大学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所以，现代大学越来越多地担负了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与此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承担着追求真理、原始创新和促进人的和谐发展等永恒使命。由于大学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两大使命要求大学遵循的办学逻辑是不同的，所以，很多大学办学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既然“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那么，“双一流”建设大学必须更多地服务国家需要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据统计，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44127亿元，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我国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以加强技术创新，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战略转变，保持和提高我国制造业和工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信息化时代，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所代表的新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信息化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正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改变着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快速进步，硬件、软件和服务等核心技术体系正在加速重构，电子信息产业的新一轮变革愈演愈烈。信息技术与制造、材料、能源、生物等技术的交叉渗透日益深化，智能化和互联网技术产品在城市管理、能源利用、生态改善以及医疗、交通、食品安全等诸多产业和社会领域得到深度应用。我国信息产业保持了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态势，手机、微型计算机、网络通信设备、电视等主要电子信息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但从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成为最大软肋和隐患，距离智能化发展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电子信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高的能力明显不足，信息化整体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还较大。新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形成，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面向2030和21世纪中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必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将变成现实，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智能化发展趋势和全球化进程，都需要我国大学提供更先进的思想、技术和人才，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双一流”建设大学无疑应当成为国家战略需要的弄潮儿，站在国家战略需要角度谋划“双一流”建设，担负起促进民族振兴的责任，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发挥应有的作用。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是“双一流”建设不能回避的责任，但这只是大学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担负的一种责任，不是全部，大学不能只埋头于国家战略需要，更不能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作为办学的根本逻辑。正如现代大学之父、德国柏林大学创办人洪堡所说：“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大学的组织运行和功能发挥有其自身的规律，人才培养追求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全面发展，需要有协调发展的多学科或综合性学科专业的支持，不仅要重视短期发展而且要追求终身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需要有重点，人才培养有规律，“双一流”建设不能单打一，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有效地发挥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使大学遵循自身办学规律，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双一流”建设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重点战略，而是对“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统筹，是我国重点大学建设战略在新时代的延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在“双一流”建设中，应当继承以前重点建设战略的经验，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战略实施中行之有效、又适合现实情况的办法和策略，以达到少走弯路的效果。

　　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政府主导的建设道路，另一条是大学自主发展的道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从来没有放弃建设高水平大学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而是将这一追求与国家强大和社会发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直接领导管理体制，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指令确定重点建设大学名单，并对列入名单的大学数量进行严格控制。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专项建设资金对这些大学进行额外投资，使这些大学比其他未列入名单的大学拥有更优越的办学条件，此外，还赋予这些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另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的责任，尽管大多数“211工程”高校和全部“985工程”高校都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但省级政府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省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以提高其办学水平；二是对所在省的中央政府举办的大学进行配套投资，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配套投资规模与中央政府相当，对有关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就大学自主发展而言，受政府相关政策的激励，有关大学由被动逐渐转为主动地参与到建设世界一流的行动中来。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学从国家需要和自身发展目标出发，主动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并采取行动朝着建设世界一流的方向努力。比如，北京大学于1986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清华大学在1993年曾经提出，到2011年，即建校100周年时争取建成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显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初都低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难度。到2011年百年校庆时，清华大学提出的发展目标就冷静了许多：到2020年，将努力做到“若干优势学科跨入或保持在世界先进行列，主要办学指标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建设世界一流的进程看，2020年将成为检验重点建设成果的一个关键年份，因为很多大学都将建成或接近世界一流的时间确定在这一年。当然，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而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年份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大学在确定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是否经过了周密论证和测算，尚不得而知。但如果将这个时间节点放到一边，进一步考察这些大学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采取的战略措施的话，会发现硬件条件建设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办学的基本条件和设施、科研成果、国际化师资、大学生出国交流和来华留学生等方面，各大学都倾注了大量的资源。这可能与一些全球化的大学排名指标的影响有关，因为在这些排名中，师资、科研、论文和国际化方面的指标往往占有较大的比重。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道路是相互交叉、共同发挥作用的，政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提供的资金为入列大学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基础，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都将投资重点放在了优势学科的基础设施条件上，更使得入列大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形成了办学优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对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抱有急功近利的动机，都过于看重某些指标性的东西，而对涉及大学深层问题的理念、制度和文化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关注，但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这也成为阻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往的重点建设战略注重发挥两个积极性，即政府的积极性和大学自身的积极性，注重硬件条件建设，注重外部资金的支持，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是“双一流”应当继续发扬的传统，这也是保证“双一流”建设取得预期成就所必不可少的。但“双一流”建设不能停留于此，应当吸取“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战略实施的经验教训，大胆改革创新，实现重点建设战略的新超越。尤其要在大学理念、制度和文化等软实力建设上下功夫，丰富“双一流”建设的内涵，全面提升“双一流”建设的精神品格。比如，由于以往重点建设大学都出现了事实上的“终身制”，不论建设效果优劣，只要列入了重点建设的大学都能分到一大笔专项建设资金，造成入选者缺乏真正的建设动力，未能入选的又因为“终身制”而丧失了竞争的机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双一流”建设要解决好建设动力问题，通过创新国家重点建设动力机制，激发入选和暂未入选大学相互竞争的动机，从而超越以往重点建设的窠臼，促进“双一流”建设不断取得成效。

　　“双一流”建设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总体方案》要求：“中央财政将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相关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鼓励相关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央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给予引导支持。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这说明“双一流”建设将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推进，中央政府要建设，地方政府也要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中央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央高校学科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给予支持。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范围的地方高校，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予以引导支持。”“地方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大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力度。建设高校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资源，形成多元支持的长效机制。”2017年9月2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42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95所大学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自此，中央政府“双一流”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部门公布“双一流”建设名单之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先行一步，陆续公布了本地“双一流”建设计划。比如，2015年6月30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精神，公布了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名单，同意中山大学等7所高校和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等18个学科项目分别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实施方案，在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之外，2015—2017年，省财政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共50亿元，支持重点建设高校5所左右，重点建设项目15项左右。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包括：直接补助、财政奖励、风险补偿、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贷款贴息等。2016年6月1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提出了本省“双一流”建设目标：“到2020年，15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其中10所左右高校进入前50名；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100个左右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学科前1%；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到2030年，江苏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建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等教育强省，支持2所左右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本世纪中叶，江苏高等教育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显现，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投入包括两部分：一是省财政确保“十三五”期间年度专项经费总额保持在17亿元左右。二是对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的高校，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通过多种方式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对综合办学水平进入全国百强的省属高校，自2017年起统筹新增教育经费加大投入，每年每校给予1亿元左右资金支持。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20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自身的“双一流”建设计划，建设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

　　“双一流”建设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两级建设的局面，中央部委确定了一批“双一流”建设大学，部分地方政府也确定了自身重点建设的“双一流”大学，而且有的地方政府的建设实施行动比中央部委还要快。有人说，中央建设应瞄准世界一流，地方建设应瞄准国内一流、国内高水平。这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却不符合事实逻辑。首先，国家“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只有一个，即“世界一流”，并没有将“国内一流”列入计划。其次，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国内一流”，不瞄准“世界一流”何来“国内一流”？第三，根据《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的全部目标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全部实现，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十三五”“十四五”，要看到二三十年以后，要有战略眼光。第四，根据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经验，如果我国高等教育能够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势头，甚至以更好的状态得到发展，可以肯定，到21世纪中叶，“国内一流”也就是“世界一流”。正如现今人们看待美国大学一样，“美国一流”必定是“世界一流”。因此，不论地方政府建设还是中央政府建设，都要有战略布局，聚焦“世界一流”，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能在中央政府“双一流”建设实施后，目光短视，退而求其次，降低标准和要求，以“高水平大学”或“国内一流”为借口来迎合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只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合力，“双一流”建设才可能更有基础，才更有可能实现目标。

　　“双一流”建设分为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更准确地说，是一部分大学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对象，另一部分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对象。比如，根据教育部等三部委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有42所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大学建设对象，另有95所大学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对象。如果只是这样区分，尽管人们可能为有的大学或大学学科被确定为“双一流”建设对象而感到不可理解，但人们不太可能为这份名单本身而感到困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95所大学的部分学科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对象之外，那42所大学也都是只有数量不等的学科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对象，两类大学中被确定为一流建设对象的学科数量为465个。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有328个，占70.54%；一流学科建设大学的学科有137个，占29.46%。整体上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实力明显高于一流学科大学，但考察具体大学的情况，则并不尽然。比如，北京理工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大学建设单位，有3个学科入选，而北京科技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单位，却有4个学科入选；华中农业大学被确定为一流学科建设单位，有5个学科入选，超过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中的19所大学。更有甚者，东北师范大学有6个学科入选，超过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中的23所大学，其入选学科数与四川大学相同，同列42所入选世界一流大学的18位。

　　不管怎么说，“双一流”建设在两个层面开展是确定无疑的，即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开展“双一流”建设呢？如果将“双一流”建设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专家委员会认定或建议的学科上，虽然可能没有违背相关的要求，但可能违背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逻辑，最终也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双一流”建设的名单中，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大学，这些大学入选一流建设的学科是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科就是大学本身，只要这些学科成为了世界一流，这些大学无疑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双一流”建设中的特殊情况。

　　42所入选世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学不属于上述单科型大学范畴，而多属于综合型大学或多科型大学。综合型大学和多科型大学往往学科门类众多，一级学科数量庞大，即便如北京大学有41个学科、清华大学有34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也都只占了所在学校全部学科数量的很少一部分。关于没有入选一流建设名单学科的建设问题将在下面专题讨论，这里暂不展开论述。对于一流学科建设大学而言，问题似乎要简单许多，因为国家赋予它们的“建设任务”就是学科建设，而非学校建设；对于入选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对象而言，它们面临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很多，既要建设一流大学，又要建设一流学科，这究竟是一项任务还是两项任务？如果只是根据专家委员会认定的学科开展建设，是否能够达到取得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

　　综合型大学和多科型大学都是以整体来发挥功能的，在人才培养、文化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它们能够发挥单科型大学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两类大学因为学科门类众多，能够为学生提供宽广的学科教育基础，营造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技文化创新环境，为社会提供涉及多学科知识技术的直接服务。所以，综合型大学和多科型大学有着与单科型大学不同的生态环境，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使两类大学办学的优势和特色更加鲜明。正如今年诺贝尔化学奖所暗示的，学科交叉融合是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年的化学诺贝奖授予了瑞士洛桑大学名誉生物物理学教授雅克·杜波切特(Jacques Dubochet)，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物理学及生物科学教授乔基姆·弗兰克(Joachim Frank)和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项目主任理查德·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以表彰他们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以很高的分辨率确定了溶液里的生物分子的结构。三位教授的学科领域都不是我国学科分类的化学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或相关领域，他们都是在跨学科或交叉学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不能片面地、割裂地理解两类大学的学科建设，这两类大学不能奉行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的投机心理开展学科和学校建设，而应当秉承整体思维，从学科交叉融合、相互协调、支持的要求出发，谋划学科建设与学校发展。

　　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要求。很显然，如果只是专注于若干一级学科建设，是很难提高整体办学水平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对学校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在重视学科建设的同时，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制定全面系统的建设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全面落实“双一流”建设任务。对于只有少数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大学而言，在完成国家和地方学科建设与发展任务的同时，还要特别注重学校整体建设与发展，建设优良的学科发展生态，以一流建设带动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办法》由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这一方面说明“双一流”建设是一项高等教育重大战略，另一方面说明国家意图通过“双一流”建设，发挥高水平大学的综合作用。为此，《总体方案》提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具体建设任务中，除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外，还规定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这正是“双一流”建设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不同之处，“双一流”建设突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任务。

　　“双一流”建设不是纯粹的科研建设项目，不是单纯的学科平台建设项目。但有的大学仍然用以往的重点大学建设思维看待“双一流”建设，将一流学科建设主要看成是一流的科学研究，将学科平台建设主要落实在科研平台建设上，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等学科评估标准来衡量学科建设成果，片面追求在国外权威期刊发表科学论文，或在国家科技三大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获奖，把发表与获奖看作是学科建设的“王道”。在学科建设措施上，往往以取得短期效应为导向，采取集聚资源、创新机制等，以催生重点方向、重要学者、重大成果，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卓越影响力、能够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一流学科，通过一流学科建设带动学科整体提升，推动一批优势特色学科率先进入世界一流。有的大学在建设方案中，涉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地方主要针对研究生教育，关于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内容少之又少，相关举措不但缺少新意，而且往往大而化之，只是提出立德树人等原则要求。比如，某大学将“双一流”建设重点放在一流学科上。规划面向2030年，部署建设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医学等综合交叉学科群，以推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并将以综合改革为抓手，扎实推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人事制度体系改革，深化学术体系改革，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调动师生员工积极性，推动学校整体建设和发展。

　　大学之所以设置学科，建设高水平学科，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在“双一流”建设中，本科人才培养不能是点缀和装饰品，应当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着力点。不重视本科人才培养的“双一流”建设是急功近利的，是典型的投机行为。一所不重视本科人才培养的大学是没有希望的大学。遍观世界一流大学，纵然其科学研究是一流的，但其本科人才培养一定是一流的，本科教育人才辈出是其典型特征。笔者长期研究我国大学教育与美国的差距，深感本科教育上的差距是我国大学最大的差距，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理念陈旧、体系落后、教育过程僵化、教学质量偏低，这些问题在我国高水平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本科教育问题是制约我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如果本科教育能够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大学何愁不能开创创新型人才源源不绝的局面，何愁不能出现原创性文化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局面，何愁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所以，“双一流”建设应当从解决我国大学的关键性问题入手，转变学科建设的传统套路，将学科建设与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和加强紧紧地联系起来，从建设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出发，谋划学科建设内容和举措。与此同时，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达到多出人才、出好成果的目的。　

　　“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需要与大学自身发展需要的结合。就国家战略而言，“双一流”建设不但有即时的追求，而且有长期的愿景。《总体方案》为“双一流”建设谋划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不仅为“双一流”建设大学的短期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为其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就国家战略的实施而言，做好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论是 “双一流”建设入选的大学还是没有入选的大学，都应当抓住“双一流”建设的契机，从长期发展着眼，从短期建设着手，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增强办学实力，提高办学水平。“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办学实力暂时还稍弱的大学只要校准发展方向，采取有效发展举措，实现跨越式发展，并非没有入选“双一流”建设大学名单的机会。

　　如前所述，在国家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之前，我国已有大学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这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觉行动，反映了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大学自身发展需要与国家战略需要重合的时候，大学可能激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生命周期看，大学通常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包括创业阶段、中兴阶段和成熟阶段。在创业阶段，大学发展主要解决基本建设、学科专业设置、教职工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完成建基立业、建章立制的任务；在中兴阶段，大学发展主要解决内涵建设、特色培育、水平提高和质量保障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完成内涵发展和水平提高的任务；在成熟阶段，大学发展只需按常规办学，就能做出卓越贡献。我国大学大多处于完成了创业阶段建设与发展的主要任务，正在向中兴阶段迈进，尚没有大学进入成熟阶段。对于一部分水平较高的大学来讲，它们更多地担负着内涵发展和水平提高的任务。这是一个已经或基本完成创业阶段任务，可以展望成熟阶段发展愿景的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我国部分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并不奇怪，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可以谋求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发的发展目标了。所以，国家提出的“双一流”建设战略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与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生命周期的发展节律相吻合。

　　不论是国家战略目标还是大学生命周期发展愿景，都需要长期努力方能初见成效。所以，“双一流”建设不能急功近利，应当将短期建设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紧紧抓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从创新国家经济形态、提升社会文明层次、夯实文化科学技术基础、促进国际理解和全球化进程的需要出发，脚踏实地，切实解决制约我国大学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解放大学生产力，营造有利于大学健康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谋划一流大学建设方案，进行长期规划，短期计划，分步实施，整体推进。

　　国家战略常常都有财政资源相配套。在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竞争愈益激烈的今天，大学都会高度重视国家战略，以入选国家战略为荣，以获得国家战略资源支持为乐。在以往的重点大学建设战略中，有的以支持大学基础设施建设为直接目的，有的将主要资源支持安排用于学科基础建设，所以，硬件建设更受到重视。比如，统计表明，1995年到2005年期间，“211工程”筹集建设资金总量约为368亿元。其中，用于重点学科建设的资金占45%，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占55%。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和地方财政将为“双一流”建设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用好专项资金，发挥国家财政支持应有的效益是入选“双一流”建设大学的职责所系。

　　自“大扩招”以来，我国大学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校舍建筑面积为15400万平方米；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校舍总建筑面积增长到74604万平方米（含非产权独立使用），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为2279亿元，校舍总建筑面积比1998年增加了384.44%；到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校舍总建筑面积达到92671.05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到4514.42亿元，与2010年相比，校舍总建筑面积增加了24.22%，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增加了98.09%。对于部分高水平大学而言，基本办学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水平大学办学条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双一流”建设应当根据教学科研工作规划要求，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基本办学条件和教学科研仪器设施，使硬件条件成为“双一流”建设的坚实基石。

　　我国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但体现在办学的硬件条件上，更体现在软件环境上，尤其表现在教育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及文化精神等方面。加强软件建设，不断优化和完善大学教育理念，促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升华大学文化精神，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双一流”建设应当坚持以改革为动力。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大胆更新教育理念，试点英才教育，积极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体制机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双一流”建设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任务不是“圈养”极少数尖子生能够完成的，有关大学应当进一步解放教育思想观念，在探索试点的基础上面向全校学生实施英才教育，建立适合一流人才成长的教育体制机制和生态文化。有关大学应当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尊重学术自由，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着力破除人事、分配、财务和资产管理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的长效机制，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推进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扩大校际学生交流与合作培养，建立中国特色与国际经验有机结合的办学模式。

　　总之，“双一流”建设应当将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结合起来，在抓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升级的同时，高度重视软性环境建设，努力形成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办学要求相匹配的现代大学理念、制度和文化。

　　“双一流”建设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不但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大学应当围绕指定的学科开展相关建设工作，而且入选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大学也应当针对指定的学科制定建设计划，组织和实施相关建设工作。从三部委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看，除少数几所单科型大学外，入选者多数是多科型大学和综合型大学。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对学科的分类，我国高等教育共设置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部分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开设了众多的学科门类，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所覆盖的一级学科往往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还不包括大学开办的独立办学的二级学科和自主设置的学科领域。但从三部委公布的名单看，在137所入选大学中，只有12所大学入选学科数量在10个及以上，其中，以北京大学为最多，有41个，清华大学排名第二，有34个，其他10所大学入选学科数量都在10至18之间； 有125所大学入选学科在10个以下，其中，105所大学只有1至3个学科入选；在全部465个入选学科中，只有111个为文科或与文科有关联的学科，一些传统上文科实力较强的综合大学，也是理工科学科入选较多，文科较少。比如，吉林大学虽然有5个学科入选，但文科只有考古学入选；厦门大学入选的5个学科中只有统计学与文科有联系，而学科门类众多、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只有数学和化学2个学科入选，文科入选学科为0。显然，对于没有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学而言，看到三部委公布的名单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或失落感，但对于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大学而言，可能也不全是喜悦和兴奋。如何开展一流学科建设，如何有效而合理地处理入选学科建设与未入选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入选的137所大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做好一流学科建设，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智慧。

　　“双一流”建设大学开展学科建设，应当坚持整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将一流学科建设置于学校长远发展和整体学科架构优化的背景下规划，既突出重点建设学科，又注重学科水平的全面提高，调动所有学科单位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学科生态优化发展。具体来讲，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一流学科建设与非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是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水平大致相当，功能上互为支撑，办学特色鲜明。很难想象一所学科结构欠合理、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失衡的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大学，因此，“双一流”建设决不能只顾少数指定学科的建设，应当将所谓的一流与非一流学科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指定建设的学科都只是少数或极少数，相关大学应当统筹规划，在高度重视指定学科地位的同时，兼顾其他学科建设，避免孤立地、僵化地看待一流学科建设。多科型大学要注重多学科协调发展，综合型大学要注重文理基础学科和谐并进。第二，一流学科建设中学科协调、和谐发展的关系。在“双一流”建设名单中，部分大学有多个学科入选建设名单，在这些学科的建设上，要重视形成合力，不能搞“孤军奋战”，不能在学科内闭门造车，单打独斗，应当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通过共建、联合培养、科技合作攻关等方式，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健全科研机制，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三，一级学科建设与二级或自设学科领域建设之间的关系。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学科主要考虑的是一级学科，但很多大学都有一部分一级学科整体实力和水平稍弱，却在一些二级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有卓越的发展，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文化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如果按照“双一流”建设要求，这些学科或学科领域是不可能入围的，但“双一流”建设如果缺少了它们，不仅是有关大学的损失，更是国家高等教育的损失。对这些二级学科或学科领域，有关大学应当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比照“双一流”建设的办法，在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计划中给予重点支持，进一步提高其办学水平，使其更彰显办学特色。

　　“双一流”建设无疑是大学的热门话题，但仔细观察发现，大学行政领导比一般干部更热心，一般干部比教师更热心，入选学科的干部教师比未入选学科的干部教师更热心，总体上看，行政的积极性比教师的积极性更高。毫无疑问，大学领导干部应当高度重视“双一流”建设，应当从现实与长远来谋划学校战略发展，但“双一流”建设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学科专业建设上，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上，这些都需要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教师的积极行动和主动作为，“双一流”建设很可能重归以往重点建设的老路，出现重视评审材料的准备和验收材料的整理，重视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为学校带来的声誉和资源支持，而不重视建设过程的问题。

　　“双一流”建设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一个都不能少。从形式上看，“双一流”建设是大学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事情，或者说是政府委托大学承担的国家战略任务。因为接受委托者主要是大学领导干部，所以，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大学领导干部发挥了主要作用。大学领导还应当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使全校广大干部在认识上高度重视“双一流”建设对学校现实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自觉地根据“双一流”建设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好规划、组织、协调、支持和服务工作，在学校改革、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部门和干部可能认为“双一流”建设主要是学校规划、教学、科研、研究生工作、财务和资产等部门的事情，尤其是有关领导干部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可以不用太关心，也没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认识似乎有合理性，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双一流”建设并不只是几个部门几个人的事，而是学校整体的事情，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求大学整体转变办学方式，全校各部门都应当按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办学要求，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双一流”建设，锐意改革创新，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教育理念、制度规范和文化精神指导办学行为，促进学校整体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双一流”建设要落地，不论是一流大学建设还是一流学科建设，实质性工作主要是由大学教师承担和完成的。教师不是“双一流”建设的边缘人，是“双一流”建设的主体，不能在“双一流”建设中缺位。教师的参与度决定“双一流”建设实施的深度和广度，教师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双一流”建设目标的达成度。所以，教师的作用不应当是被动发挥的。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大学应当根据《总体方案》的要求，切实落实“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的任务，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聚集世界优秀人才；优化中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增强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不仅如此，大学还应当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教师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大学还应当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之间的关系。由于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学科在各大学都是少数或极少数个别学科，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关系，就可能出现“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学校极少数几个教师的事情，与其他大多数教师无关，大家参与不进去，或不让大家参与进去，这样的“双一流”建设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如果这样搞“双一流”建设，无异于开国际玩笑。所以，有关大学应当根据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整体规划，明确不同学科特点与建设要求，充分发挥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将一流学科建设放到全校各学科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在追求全面提高的同时，谋求重点突破的目标。第二，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内部不同学科领域教师之间的关系。“双一流”学科建设是按照一级学科或学科群确定的，不管是一级学科还是学科群，它们所涉及学科领域都是广泛的。开展一流学科建设，不能以突出特色的名义只考虑个别学科领域，不能将“双一流”建设的支持都堆积到个别学科领域，应当重视调动重点建设学科全体教师的积极性，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国家产业和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需要，选择可能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若干领域，组建学科团队，将重点建设学科的教师团结起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为一流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三，相关学科带头人与其他教师之间的关系。“双一流”建设还要处理好学科带头人与其他教师之间的关系，避免名义上是支持整个学科建设与发展，实际上资源主要掌握在少数学科带头人手中，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与其他教师没有什么关系，其他教师对“双一流”建设没有积极性。在“双一流”建设中，有关大学应当创新教学科研团队组织机制，既要发挥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其他教师的积极性，使团队形成合力，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中更好地发挥团队的作用。总之，“双一流”建设不能没有教师的参与，要采取各种有效举措，建立健全教师参与机制，使教师能够全员参与、积极参与、深度参与，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关键的作用。